“从高中开始，我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有片乌云笼罩在头上。”美国大学生米拉·瓦尔马告诉美国《洛杉矶时报》，她正在经历一场心理“拉锯战”，迫切需要帮助。

 

　　和瓦尔马类似，许多美国Z世代忍受着“焦虑、抑郁”的困扰。美国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消费者调查显示，不同世代中，Z世代对前景最不乐观：近四分之一的Z世代受访者表示，自己“被痛苦的情绪拉扯”，比例是千禧一代和X世代受访者的两倍，是婴儿潮一代受访者的3倍多。

 

　　新冠肺炎疫情成了年轻人心理问题的催化剂。“疫情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，特别是Z世代。”美国心理学家塔米卡·达蒙德对《洛杉矶时报》说，“青少年正处在成长关键期。当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破，精神疾病发作的概率就急速上升。”
 

 

　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咨询服务主任阿普丽尔·克莱称，在美国，不时发生的枪击案、种族歧视、暴力和仇恨犯罪，“让一切雪上加霜”。

 

　　麦肯锡的报告称，相比其他世代，Z世代受访者很少因为心理问题向医生求助，也很难获得专业的治疗。一位匿名的受访者表示，美国的精神治疗费用超过了年轻人的承受能力：“即使我有医疗保险，也负担不起咨询费。”他的说法得到了绝大多数受访者的赞同。

 

　　许多Z世代在经济、生活方面需要父母的支持，寻求医疗帮助意味着他们要向父母伸手要钱。年轻人很可能要向父母坦诚自己面临的问题，这让许多人难以启齿。

 

　　随着需要心理辅导的大学生数量不断增加，美国大学的心理咨询中心大多超负荷运转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目前有11名心理辅导员，平均每2516名学生拥有一位心理辅导员。虽然比例悬殊，但已优于美国其他高校。

 

　　“能提供心理咨询的教师人数一直‘原地踏步’。”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辅导中心主任弗朗西斯·迪亚兹表示，他们能提供的服务非常有限。

 

　　《洛杉矶时报》称，过去，校园内的心理咨询工作通常由退休教职工担任。现在，这些工作交到了年轻人手中。他们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，适合担任心理辅导员。不过，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两年至三年后，年轻的专家就会被安排到其他岗位。这意味着，渴望帮助的学生无法得到持续、稳定的心理援助。

 

　　等待心理援助的过程往往漫长且令人沮丧。步入大学前，美国查普曼大学学生麦迪逊·希尔就一直在接受心理治疗。他一入学就向校园咨询中心寻求帮助，但预约邮件犹如石沉大海。希尔只能在校外就医。

 

　　面临类似困境的还有大学生吉奥·伊瓦拉。“我已经有了抑郁症的一些迹象。”他告诉《洛杉矶时报》，“我向学校求助，等了两周才被分配到一位治疗师。”

 

　　“心理健康服务无法达到年轻人的预期。”麦肯锡的报告称，无论是门诊治疗还是远程就诊，Z世代的满意度普遍不高。“很难找到一位让我感到舒适、关心我、能记住我名字的心理医生。”“我不信任我的心理医生，他似乎也有着一段糟糕的经历，我不太敢和他继续聊天。”受访者们留言道。

 
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越来越多的Z世代把社交媒体当作“寻求心理帮助的首选”。美国《财富》杂志报道称，60%的Z世代表示，社交媒体上的内容会影响他们对心理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；25%的年轻人表示，社交媒体能减少他们的孤独感。

 

　　“我会在视频网站或论坛上求助，寻求其他年轻人的建议。也会关注一些知名心理治疗师、下载心理类应用程序，看看他们推荐的内容。”一名受访者告诉麦肯锡公司。

 

　　“在其他人眼里，Z世代是‘数字原住民’，更愿意在线上交流。”美国畅销书作家乔纳·斯蒂尔曼对《财富》说，事实上，许多Z世代选择在线求助是因为传统的医疗保健系统对他们没有太大作用。他认为，年轻人先上网“做功课”再约见心理医生，不失为明智的选择。

 

　　为了扩充服务资源，一些大学为学生提供了心理健康培训，鼓励他们互帮互助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设置了“心理教练项目”，鼓励该项目的参与者互为“教练”，彼此开解。

 

　　维内西娅·弗洛雷斯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学生，她发现自己很难“平衡工作和学习”，因此备感压力。弗洛雷斯幸运地遇到了她的“教练”，她们彼此倾诉、共同制定学习计划、参加社会活动。现在，她在校内兼职做经济援助顾问，还打算加入心理服务团队。“心理教练影响了我的行为，给了我信心。”她说。

 

　　《洛杉矶时报》称，年轻人面临的心理问题复杂多样，如何为他们提供个性化、多样化的心理干预，是国家、社会和学校都需要思考的问题，也是全社会需要努力的方向。

 

　　“心理辅导需要更多人参与……只有心灵健康成长，很多问题才会迎刃而解。”大学生瓦尔马告诉《洛杉矶时报》。